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当下美欧政策变化是出于绝望的盲动，切勿赋予其过高的战略意义

【文/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翻译/鲸生】

观察者网：您在著作《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中提到，战后资本主义通过“债务国家”模式将经济承诺转嫁给后代。当偿债能力与经济增长潜力脱钩时，货币幻觉与失控通胀的交替循环（如1970年代的滞胀时期）揭示了资本积累逻辑与民众生存需求间的根本冲突。“购买时间”策略的失败，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通过信用扩张维系合法性的模式正逼近临界点？

施特雷克：是的，临界点——这正是它所预示的。注意今年五月在美国与欧盟爆发的激烈政治争议，所有的相关议题均已显现：对通胀的恐惧、对利率攀升将永久加重政府偿债负担的忧虑、美国迫在眉睫的债务危机（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大幅提高关税等手段化解）。

欧盟即将面临“复苏基金”的偿债时刻——这笔基金完全由债务融资，却无人知晓该如何偿还债权人，更遑论将军费开支增至GDP的3.5%至5.0%的承诺。到最后，美国将不得不寻求债务豁免的途径，这必将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毁灭性连锁反应。我甚至不排除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如同1918年和1945年后那样，通过战争彻底重构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

观察者网：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起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国债规模已突破37万亿美元。当前，美联储通过利率调控与资产负债表操作主导经济政策，而美国国会辩论中的“债务上限”等问题沦为两党政治博弈的工具。依您的理论，美国经济“不败神话”的破灭是否只是时间问题？

施特雷克：“不败神话”在此语境下难以成立。实际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甚至下滑，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公共债务创历史峰值，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持续加剧……

美国确实有经济成功的领域，但仅集中于信息技术（IT）、金融、军工等产业，且只惠及大公司与最富有的投资者。

当下正值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美国政策正走向失控，徒劳地追寻“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可靠路径。危机与应对举措导致的混乱已经让人无法做预测。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但不可能回归稳定可控的状态。

美国国债历年变化及构成，红色为公共持有债务，黄色为政府间债务，单位：万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观察者网：特朗普政府通过加征关税、退出国际组织、推动供应链重组等“去全球化”政策重构国家治理体系。结合新自由主义因债务危机、贫富极化等结构性冲突遭遇系统性崩溃的现实，您如何解读这种政策转向？它既是资本主义面对危机时“购买时间”策略的延续，又通过技术官僚治理与民族主义叙事加速了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崩塌？

施特雷克：去全球化的势头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便持续进行，虽然缓慢却势不可挡。这并非政治策略，亦非新的“话语”或“叙事”；它现在是——未来也是——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的进程。全球化与全球主义在推进的过程中已无法持续，无论其他政府试图如何维系。全球化不再是可行的选择——或许对美国除外，因为美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足以拒绝汲取教训”（借用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之言）。今天日常上演的政策变动不过是出于绝望的盲动；切勿赋予其过多的意义或“战略”色彩。

需要指出：民族主义并非全球主义危机的根源，而是其结果——当新自由主义三十年来自上而下的整合、统一与集权遭遇了灾难性失败后，人类正试图回归到技术层面与民主层面皆可管控的政治治理尺度中。

观察者网：您在《购买时间》一书中揭示，金融资本通过“央行——银行——市场”的三元结构，使经济决策权脱离西方民主制度。2008危机后，量化宽松政策令金融衍生品的规模膨胀至GDP十余倍。这种“虚拟资本优先”的治理逻辑如何消解民主政治对资本逐利本性的约束？

施特雷克：您提出的“虚拟资本优先”是金融化资本主义的统治原则，而“资本优先”则是资本主义永恒不变的逻辑。这二者目的一致：通过无限积累私有资本，实现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永续循环。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催生了不同形态的危机：当剩余资本的生成机制停摆时，资本主义经济便会崩溃，进而导致依附于该经济体系运作的社会全面崩塌。这严重限制着您所言的“民主政治对资本逐利性的约束”：今天的人类社会比资本主义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需要资本家保持心情愉悦，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幸福；然而，资本家即使在其经营的社会深陷苦难时，仍可安享其成——这正是我们在谈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非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

如今资本对劳动力的优先权（后者对前者构成非对称依赖），本质上依托于一个全球货币信用体系。该体系允许虚拟化的资本逃离任何一个无法或不愿顺从其意志的社会。

观察者网：新自由主义将“税收国家”转化为“债务国家”，将公共开支的负担转嫁给中下阶层。数据显示，1980年至2020年间，德国前10%人群的财富占比从45%升至55%，同期的基尼系数从0.28升至0.32。这种“寡头再分配”机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固化一个社会中的阶级分化？

施特雷克：首先需要明确：债务国家仍在征税。此概念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对公共财政的需求有持续增长（需维持民众的配合度以持续榨取其劳动的剩余价值；需提供高生产力生产所需的公共品，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国防等），而随着资本流动性的提升及相关的合法/非法避税手段增加，国家的征税能力持续衰减。

请谨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五卷第二章第二篇的论述：

“资本所有者本质上属于世界公民，不必依附某个特定国度。若某国以繁苛的审查欲强征重税，其必然将资本撤离该国，转移至营商或生财更自由之邦。资本的撤离将终结该国赖以生存之产业——资本滋养土地，资本雇佣劳力。驱逐资本之税收，终将枯竭君主与社会之财源。”

显然，制度设计在此至关重要：制度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许可与支持程度，根本性地改变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即相互依存关系中）的权力平衡。全球化正是实现“寡头再分配”的核心机制。

2025年4月的德国汉堡港，欧盟方面6月17日表示，尚未准备好接受美国提出的10%全球基准关税。 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欧盟等超国家机构已经通过紧缩政策收回了经济主权，剥夺了成员国应对危机时的自主权。例如，2022年德国能源政策将受到欧盟统一框架约束，暴露民族国家面对跨国资本流动时的治理真空。这种“去国家化”的进程如何消解民主政治的社会整合功能？

施特雷克：我并非功能主义者——即反对某人去武断地赋予特定社会制度中的某种“功能”（例如，西方民主政治的“功能”不仅在于社会整合，也在于社会冲突的表达：它使冲突得以通过集体政治途径有序释放，某些人期冀借此实现社会和谐。）。

在国家与国家体系的问题上，我倾向于区分精英与平民视角：比如，对欧盟成员国的普通民众来说，加入欧盟通常意味着政治责任被本国精英“上交”——移出了公民的影响范围，转交给某些去国家化的官僚体系（包括技术专家、法学专家等非民主的体系），即一个未经选举形成的“全知阶级”。这也意味着，当成员国的政府不愿意处理棘手的问题时，可以将责任归咎于“欧洲”——即便其心知肚明：“欧洲”既无能力亦无意愿去解决问题。

以公共债务的持续增长为例，那些丧失效能的西方民主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合法性，这正是当前欧洲的写照（且非孤例）：伴随着右翼民粹主义席卷全球，尤其在让渡了部分主权至欧盟的国家中正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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