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莎士比亚作品中读懂英国历史

莎士比亚作品与英国历史研究是英美学界长期关注的学术热点，由此也构成了在不断创新基础上的莎学研究、戏剧研究中的重要方向。人们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只有让莎士比亚真正回到当时的历史中去，才可以理解莎士比亚为何成为“国家偶像”和“民族诗人”。而杰里米·布莱克的《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正是以其深邃的历史视角和莎剧背后复杂的隐喻叙事，还原了对人性的认知，并通过文学批评与历史叙事之间的互涉，呈现出莎剧何以成为英国的共同特征和英国性图腾的根本原因。

《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英]杰里米·布莱克 著，张 炜 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5年出版

历史维度的空间视角

历史事件发生于具体的空间中，无论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集体记忆的空间、地点都具有特殊性，建构了历史发生的场所。但是《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却不仅仅局限于历史、事件与记忆的回溯，而是对莎氏的时代环境以及作品所涉及的主题、情节、人物，以或显在或隐蔽的创作手法给予解析，显示出莎剧在文学、艺术、戏剧等方面具有的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和无可争辩的世界性影响。莎氏作品蕴涵的历史维度的时空意象不仅为后世的文学家、戏剧家所吸收，而且被不断模仿、改编，并最终铸就了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千秋万代”的辉煌。

杰里米·布莱克以他历史学家的专长，从“爱德华六世”“玛丽”“伊丽莎白一世”，辐射爱尔兰和西班牙战争、宗教特点，指出宗教不仅影响着社会，也影响了莎氏的创作，使读者从历史的维度明辨伊丽莎白政府与欧洲天主教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教对政治和文学的影响。文学既来源于生活，也来源于历史，1587年2月8日玛丽被斩首，这一事件为莎剧中表现暴力的政治杀戮提供了线索。伊丽莎白对统治、国家稳定的偏好，不仅仅是个性的谨慎，也与臣民对其的政治想象有关。

所以，在这一层面中，我们看到《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将莎士比亚戏剧与时代、社会联系在一起，而且特别注重从早期现代英格兰历史中的国家、政治、城市、社会环境、文化潮流探讨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以及关于莎氏悲剧、喜剧、历史剧和传奇剧的想象，包括文化、文学、戏剧，甚至健康、医学、瘟疫、人口、教育、爱情、婚姻、女性独立等问题。例如，著者钩沉出多部莎剧中表现出来的卖淫问题，强调：“卖淫在都铎时期的英格兰极为普遍，特别是在城镇，在伦敦，在主要的剧院区尤为盛行。”读过看过莎剧的读者和观众对此并不陌生，因为莎剧中对性的叙事与隐喻随处可见，但莎剧中涉及卖淫剧情时，对男性的恶劣行为进行了讥讽和批判。

莎士比亚在伊莉莎白女王宫廷前

《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涉猎的历史相当广博，而读者可以通过著者对历史的梳理，寻觅到莎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对西方莎学关注的问题有新的认识，这一点对中国的莎学研究尤有启示。例如“健康与医学”是著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本章展现出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背后丰富复杂的历史背景，讨论了瘟疫，特别是黑死病、伤寒、流感、痢疾、水痘、麻疹等疾病在莎氏戏剧中的呈现，通过联系“当时伦敦的生活和卫生条件的恶劣”，展示了莎氏渊博的医学知识，以及始终蕴含在莎剧中的难以摆脱的恐怖瘟疫。显然，著者从历史背景出发，通过历史与文学的互证、互见、互文、互释达到互彰，以此阐发莎士比亚的创作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扩展和深化当今的人们对莎士比亚戏剧世界的认知。

文学叙事的隐喻认知

君主制和君主政治的想象力构成了莎氏戏剧虚构世界中现实生活的质地。莎氏构筑的文学权力网，既包括宫廷也涉及民间。莎剧关注权力的运作和产生的后果、宫廷中的权力斗争与对国家利益的权衡，如《冬天的故事》中赫美温妮的含冤、《奥赛罗》中摧毁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舰队、《裘力斯·凯撒》中安东尼著名的演讲、《辛白林》《约翰王》《理查二世》《亨利六世下篇》《理查三世》《李尔王》反映的英格兰被入侵，以及“《亨利五世》对1415年由法国支持的剑桥伯爵理查发起的失败阴谋描述，清楚地表明了国内叛乱与外部威胁的联系”等等。虽然文学作品很难具体讨论历史问题，然而历史的刀光剑影、宫廷的阴谋血腥、民间的贫困与心酸都在莎氏天才的描述中，给历史事件投射出一抹耐人寻味的隐喻，也使读者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莎剧的博大精深。

黑暗、欺骗对于莎士比亚戏剧来说，既是道德批判，也是物理隐喻，它成为压迫人类世界的无边的邪恶，遮蔽了光明，扼杀了正义，颠倒了人性。而熊、狼、森林、河流、乡村、海盗、书籍、旅行等叙事，则构成了莎剧中的隐喻。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无事生非》《奥赛罗》《冬天的故事》《哈姆雷特》《皆大欢喜》《麦克白》中，那些具体的形象和隐喻叙事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显示出莎士比亚戏剧的丰富内涵。这也是莎剧受到当时民众欢迎的原因之一。

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跨越了英国的两个朝代：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都铎王朝时期，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英国的资本主义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普遍运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深入农村，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遭到破坏。莎剧印证了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和消费增加，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贵族与贵族、贵族对平民的倾轧、连续的征战和农民起义等，表现出社会矛盾加剧的不安。《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一书强调历史叙事和文学隐喻之间的互动关系，生动解析了圈地暴乱频发、土地所有权的重组引发的社会问题。如在《李尔王》《科利奥兰纳斯》等莎剧中，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圈地运动不仅剥夺了农民的权益，而且传统的婚姻关系、社会治安、法律、宗教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乡村已经远远不是一首优雅的田园牧歌了。同时著者也提醒读者，莎士比亚究竟是反宗教的活动家，还是天主教徒，从莎作中并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其宗教信仰。著者以莎剧中的女巫为例，提出自16世纪以来关于女巫的叙述就出现在印刷品中，尽管英国议会曾经颁布过反对巫术的法令，但文学和戏剧中仍然不乏对巫术的隐喻，而且占星术、历书、魔鬼、魔法和巫术的隐喻叙事共同反映了战争、爱情、生活、生命、生育在戏剧主题、情节、人物塑造中的象征性意义。莎氏的《麦克白》《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中的巫术以天才的语言，揭示了“在善良力量支配下活动的灵魂的存在”这一超自然现象对人性、心理和情感的反映。

哈姆雷特中的场景

再来看莎士比亚笔下的城市特别是伦敦是一幅什么景象呢？当时的伦敦商业发达，市场繁荣，人口众多，贸易往来频繁，已经发展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商业纠纷和火灾频发、卫生条件堪忧和死亡率很高的城市。喧嚣的戏园、拥挤的渡船、嘈杂的工地、烟花柳巷、斗兽场在莎剧中吸引着读者和观众，就像《亨利四世》上篇中福斯塔夫经常光顾的野猪头酒店一样，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莎士比亚历史剧的重要性、复杂性，表现为后世对历史的还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莎士比亚”，既要依赖于莎剧的文学叙事，也要依赖于文学叙事背后的隐喻。杰里米·布莱克在总结了“对法战争”“15世纪的政治纷争”“社会经济”“宗教改革”以后，强调正是莎氏成功地把统治者和试图推翻统治的造反者纳入了戏剧主题和情节之中，才使读者通过文学隐喻认清了生活与文学的关系，即“风水轮流转”，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人人都是演员。

《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一书无论是宏观概括还是微观分析，均从都铎王朝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历史出发，追寻莎士比亚戏剧的审美价值。著者运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和戏剧理论，就莎作中的某一意向、某一细节、某一事物，联系莎氏时代背景、宫廷历史等，从中捕捉到时代风云的变幻；或者从西方文化心理出发，观照包括哲学、美学、文艺理论、手抄本、捕鱼、地图、印刷、航运等层面中的文学意象，以其具体、此在的历史再现文学叙事，显示出严谨的历史态度和深刻的文学思辨特征。换言之，通过多元纷繁的历史环境、历史语境、文本叙事和隐喻，追求莎学研究的现代性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