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下午4时，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和杨深秀等6人，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刑场，他们就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

临刑前，谭嗣同叫监斩官刚毅走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但刚毅不敢前来。谭嗣同面对屠刀，毫无惧色，他不顾清政府是否允许，望着在刑场围观的万名群众，激昂地说：我为了救国，愿意洒下自己的鲜血；我虽然牺牲，但将有千百同志者站出来继续斗争，去反抗不合理的统治。接着，谭嗣同口中喊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诗句从容就义。时年34岁。

一、少年时代和十年漫游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1865年3月生于北京。他的家是个世代为官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但他与一般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纨绔子弟不同，既不花天酒地，也不追求功名利禄。5岁起就开始苦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典籍，10岁就跟随当时具有爱国思想的开明知识分子欧阳中鹄学习。欧阳中鹄自称平生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衡阳的王夫之，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于是，在他的传授下，王夫之的强烈民族意识，华盛顿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在少年谭嗣同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不仅学文，而且习武。他学武艺的老师是清末在北方颇有名气的侠客王正谊，即“大刀王五”。在王正谊的辛勤教导下，他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谭嗣同后来自己叙述说：“我从小就打拳踢腿，舞刀弄剑，热爱武艺。因此，动作灵活，手脚利落，长大后，能弯弓射箭，更喜欢骑马驰骋。”谭嗣同的武功非同凡响。

谭嗣同的母亲徐五缘为人厚实，不尚奢侈，虽为达官夫人，仍常“纫绩至夜分不得息”，且“衣裙俭陋，补绽重复”。徐五缘的这种作风，无疑对谭嗣同自幼养成勤奋好学、正直向上、同情百姓的品格，起了很大影响。但是，徐五缘很早就失宠于夫，尤其谭继洵讨了小老婆以后，徐五缘更是经常受气，郁郁寡欢，终于在谭嗣同12岁那年溘然去世。打这以后，谭嗣同便失去了家庭温暖，其父在小老婆的挑唆下，也对谭嗣同另眼相看。殷富的家庭没有给他带来留恋，却使他萌生了仇恨。他痛恨不合理的封建纲常，渴望去追求一种能够帮助大家摆脱“纲伦之厄”的合理的社会秩序。

19岁以后，在整整10年中，谭嗣同漫游祖国各地，跋涉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往来于河北、新疆、甘肃、山东、江西、湖北等10多省，历程达8万里。崇山峻岭的雄伟磅礴，广袤平川的锦绣妩丽，开阔了他的眼界，扩大了他的胸怀。而沿途所看到的百姓啼饥号寒，灾民蜂拥，农田荒芜，市井萧条的悲惨景象，又使他如芒刺背，心灵受螫。美丽的祖国，谭嗣同在梦寐中都热烈地吮吻她；苦难的母亲，谭嗣同从心底里也深切地替她担忧。苍茫神州是这般可爱，却沉沦于水深火热之中；同胞百姓是如此勤劳，又挣扎于猪奴狗仆之列。原因何在？出路何在？谭嗣同虽千虑百思，仍不得其解。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苦闷之中。

二、向往变革

就在他“三十而立”、立志改革的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而战争是以中国的惨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告终的。在战败的刺激和亡国大祸临头的形势下，全国出现了救亡图存的爱国维新运动。谭嗣同在湖北听到《马关条约》噩耗后，受到极大的刺激。这段时间，据记载，他时常夜不成眠，深夜里从床上起来，绕屋行走，满怀忧愤。他怀着沉痛悲愤的心情写了一首《感事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他在诗中提出了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他不能再缄默等待了，必须振臂疾呼变法维新。他写文章、发书信，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并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造轮船、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他自述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1896年春，谭嗣同到北京，想拜谒康有为，未获相见，结识了梁启超，受到正在兴起的变法维新思潮的强烈影响，他自称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

就在这时，他父亲替他谋得一个江苏候补知府的位置，谭嗣同于这年7月离京南下。在候补期间，他不齿于黑暗的官场，整日闭户养心读书。他除了潜心研究神学外，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与友人在南京创办测量学会，在上海创办戒缠足会。1896年下半年至1897年上半年之间，他在南京写成了《仁学》一书。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变法维新运动日趋高涨。1897年10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谭嗣同弃官回到湖南，办理新政。在湖南，他与其他维新志士们一起，先后创办了《湘学新报》、《湘报》，并创设了带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南学会”。他还协同陈宝箴、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总教习，自己同唐才常等任分教习，培养出蔡锷等一批有所作为的高材生。由于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的努力，使湖南的风气为之一开，成为当时全国最有生气的一省。但没有多久，便遇到了湖南顽固派王先谦、叶德辉之流的围攻，他们捣毁报馆，殴打、驱散报馆和南学会人员，有人甚至扬言要杀害谭嗣同。不久，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亲自出面干预，禁止《湘报》、《湘学新报》的发行。在顽固派的猖狂进攻下，南学会成员纷纷退出，剩下的几个人也畏首畏尾，纷纷欲离。只有谭嗣同丝毫未被顽固派的汹汹气势所吓倒。他奋然出面挽留，对那些临阵畏缩的人说：“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能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

三、进京参与新政

谭嗣同在湖南显露的才华，很快为倾向变法的光绪皇帝所赏识。1898年6月，他被征召进北京参加新政活动。当时他正在病中，因此延至8月，才抱病进京。在离湘赴京前，亲朋好友纷至面贺，谭嗣同却又一次陷入难眠的长夜。他高兴的是，朝廷毅然变法，国是大有可为，眼看自己的理想就要付诸实现。但他也有忧愁，因为变法谈何容易，可谓满路荆棘，前途吉凶未卜。他再三嘱咐妻子李闰，要“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在给时务学堂学生的留言中，他套用佛经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意，写下了“我不病，谁当病者”的话。这些都表明了谭嗣同准备为变法冲锋陷阵，并为此不惜献身的决心。

谭嗣同进京后，于9月5日觐见光绪皇帝，表露了自己的政见。光绪皇帝对他很赞赏，遂下令破格授予他与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军机章京上行走”的四品衔，时称“军机四卿章京”是满语的音译，军机章京即军机大臣上行走，用现在的话说，有点像军机大臣的政治秘书或军机大臣的助理。光绪对谭嗣同说，他早就要图谋富强，不愿别人骂他是“昏君”，“无如太后不要变政，又满洲诸大臣总说要守祖宗之成法”，他“实无如之何”。光绪又叮嘱谭嗣同，凡“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他“必依从”。召毕辞别，谭嗣同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光绪皇帝的形象在他心头突然高大起来。“当今皇上，旷代圣主”，谭嗣同把变法成功的全部希望完全寄托在光绪皇帝的身上。

为了报答光绪皇帝的信赖，也为了实现自己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抱负，谭嗣同悉心尽力地工作着。一次，光绪批下一个奏折，要谭嗣同逐条批驳。原来，这个奏折是顽固守旧分子、湖南举人曾廉写的。他罗织康有为、梁启超的罪名，要光绪杀康、梁以谢天下。光绪皇帝害怕这个奏折落入慈禧太后之手，于是要谭嗣同起草一个文件，逐条批驳曾廉的诬陷。谭嗣同用了一个晚上，一气呵成，文末用挺拔刚隽的楷书，字字有声地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如果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为了保护变法阵营的旗帜，谭嗣同完全置自己的安危于度外。在赴京参与新政期间，父亲谭继洵曾三次去信，督促他退出变法，火速回家，以避将来“杀身灭族”之祸。谭嗣同阅信后付之一笑，全然不理。他那颗火热的心，早已献给了变法救国的大业。

四、横刀而笑

变法的诏书接二连三地颁发下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反扑措施也一个又一个地在付诸实行。《明定国是诏》颁发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就强迫光绪帝发布谕旨：撤销军机大臣、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的一切职务；任命自己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三军；又命二品以上官员任新职，都必须到慈禧太后前谢恩。9月初，慈禧太后派人到天津与荣禄密谋，决定10月间趁光绪到天津阅兵之机发动兵变，逼其退位。西太后与光绪帝的斗争日益激化。手无实权的光绪越来越惊惶失措，感到“朕位几不保”，要谭嗣同、康有为等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康、谭等维新派手上既不掌握军队，又无广大群众做后盾，只好捧着诏书痛哭。最后孤注一掷，把希望寄托在当时掌握兵权的袁世凯身上。康、谭认为，袁世凯以前去过朝鲜，知道一些外国的事，平时对变法也颇“热心”，曾捐款加入过康有为的“强学会”。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提拔为侍郎，专管练兵事项。18日，光绪已看出大局无法挽回，再度下密诏要康有为迅速离京避难。谭嗣同仍不甘心，于当晚到法华寺袁世凯住处试探虚实。他未及通报即闯入袁室，稍加寒暄后，就劈头发问：

“你认为皇上是怎样一个人？”

“是旷代之圣主。”袁世凯答。

“荣禄他们准备借天津阅兵废黜皇上的阴谋，你可知道？”谭嗣同进一步问。

“是的，我听到一些传闻了。”袁世凯又答。

“今天可以救我们圣主的，只你一人了。你如果愿意救，就请救之；如果不愿意救，”说到这里谭嗣同用手在自己头颈上一划，“你可以去颐和园向太后告发我，也就能由此而得到荣华富贵！”

“你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袁世凯说，“皇上是我们共同拥戴和服侍的主人，我同你一样，受到特殊的恩宠。救护皇上，不但是你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你有什么吩咐，我袁某一定万死不辞！”

谭怕靠不住，又用话激他：“荣禄一向待你很好，你不想报答他？况且，荣禄有曹操、王莽之才，为绝世之雄，对付他怕也不容易吧？”袁世凯一听，瞪着眼说：“要是皇上到天津阅兵的时候到我们营里，传号令诛荣禄就像杀狗一样。”袁世凯回答得这么慷慨激昂，斩钉截铁。可是，事隔一天，袁借口回天津筹备军械弹药，便去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刻密谋于慈禧太后。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于南海瀛台，宣布自己临朝“训政”，同时命荣禄派兵逮捕维新人士，历时103天的变法维新宣告失败。

政变发生的当天中午，谭嗣同正在自己的寓所里同梁启超苦筹良策。搜捕康有为的消息传来，谭嗣同态度自若，毫不慌张，他从容地对梁启超说：“我们前几天想救皇上，既已无法可救；今日想救康先生，也已无法可想。现在我已无事可做，只有等待死了！”第二天，谭嗣同到梁启超当时避居的日本驻华使馆，把自己所著诗书文稿及家书一箱交给梁启超，要他逃往日本。梁启超反复劝谭嗣同一起出走，谭嗣同执意不肯，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谭嗣同劝梁启超充当“行者”，以图变法事业之“将来”；他自己则甘当酬“圣主”的“死者”。

政变发生后，谭嗣同也曾同大刀王五策划过劫救光绪皇帝，以重树变法旗帜，但未成事。其后，王五劝他出逃，并自愿充其保镖，谭嗣同却决心已定，拒绝出走。他取下随身所带的“凤矩”宝剑赠给王五，希望王五继承其维新事业，以实现其酬报“圣主”的遗愿。后来，又有一些人劝谭嗣同出逃，日本使馆也派人和他联系，向他保证“可以设法保护”，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他说：“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他决心为变法流血，用自己的牺牲来唤起后来者的觉醒。

9月24日，谭嗣同在北京浏阳会馆的“莽苍苍斋”被捕。在狱中，他抚今追昔，神态自若，从地上拾起煤渣，在牢房的墙上欣然做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汉朝的张俭和杜根，都因揭发朝中权贵或劝太后归权皇上而遭打击报复，吃尽苦头。但在当时他们就受到人们尊敬，死后更是留下名声。谭嗣同自比张、杜，觉得扪心无愧，即使刀横颈前，决意含笑就义。他又想到康有为和王五，如今一个离京而去，一个还在此地，他俩都是肝胆照人，顶天立地的人物，犹如巍巍“两昆仑”。谭嗣同衷心祈愿这两位“生者”继续实现“死者”的未竟志愿。

在狱中，谭嗣同还蘸血为墨，给康有为、梁启超写了两封绝命信。信中说，这次事败，乃痛心大祸。嗣同今被捕，自料必死，但死不足惜，可怕的倒是瓜分大祸，就在眼前。民族命运，国家前途，令人担心。我写这封血书，只是希望大家同心杀贼，挽救危亡；相信中国之大，民众之多，一定会有人做到这一点，嗣同生虽不能报国，死亦愿为厉鬼，帮助完成这番事业。在生与死的关头，谭嗣同想到的仍然是国家和人民。